梁振英是怎樣當上行政長官的

分析 07:30 2013/02/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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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篇文章,同近期的劉夢熊事件並無關係。我在很多不同的專欄,討論過有關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的過程和理由,但這些分析卻是零碎的和片面的,現在把寫過的東西整理一次,從頭到尾的詳述出來。

本文根據的一部分是公開資訊,有的則是坊間熱傳的內幕秘聞,但最重要的串連的一根線,則是我向來賴以分析的工具:政治鬥爭。簡單點說,我會換一個角度去看﹕如果我是當事人,如果我是執政者,我將會怎去處理這事件呢?我認為,執政者為了爭奪權力,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,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和策略,是有着一定的共相。

「港人治港」的內涵

說回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期,那時,鄧小平已經決定了香港未來所走的大方向:一國兩制,港人治港。

一個正常的政治家,如果決定了在一個領土之中,十多年後,便要自治了。他會採取甚麼政治手段呢?

放任不管,甚麼也不理,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不對自治加以管制,前朝勢力復辟,獨立思想蔓延,都是不可以接受的。因此,所謂的「港人治港」,無論在哪一位政治家的手裏,都會變成了「受控制的港人治港」,而那位或那些治港的港人,當然也得是受到自己控制的港人。

「治港港人」的條件

因此,在那個時候,當務之急就是培養一位可以信心的、可以在未來負責治港的港人。

這位港人,或者很可能是未來的行政長官,需要具備甚麼特點呢?

1.他不能是傳統左派,否則會令香港人起了疑心和戒心,所以,曾鈺成並不適合。

2.他必須有很強的「偽裝」,例如說,留學外國的背景,在外國公司工作,曾經在英國留學,在英資的仲量行工作的梁振英,便很適合了。

3.他必須很年輕,因為距離收回香港,還有十多年,而他不一定會當上第一屆的行政長官(這一點,下文會再述)。那即是說,他很可能在二十多年之後,才能「身登大寶」,如果太老,便不能等了。梁振英生於1954年,在那時,才二十多歲,在簽署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時,才30歲,論年齡,是最好不過。

4.不消說,更重要的一點,是這個人必須政治立場正確。由於這個人不可能是傳統左派出身,根正苗紅是不可能的,但是,政治正確卻是肯定需要的。按照傳統左派程翔的憶述,當年程在《文滙報》工作時,梁振英幾乎每個晚上都等他下班,兩人宵夜,暢談國家大事。

於是,我們可以看到,梁振英在1985年便加入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,那時,他才31歲。而在3年之後,便當上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,中方的栽培之心,是昭昭可見的。

梁振英的中選

這又拉到了另一個問題:梁振英的當上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,究竟是誰的「功勞」呢?

根據傳統的說法,梁振英獲得了當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安子介的推薦,還有一個說法,就是經由安子介的推薦,還加了一重,透過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的聯絡,才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。

但根據學者沈旭輝的說法,則是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推薦梁給港澳辦副主任李後。沈旭輝和葉國華稔熟,後者還是沈的智庫組織Roundtable的大金主,相信這是葉國華親口告訴沈旭輝的。

至於梁振英本人的說法,則堅持是安子介提名他,然而:「在上述的過程中,葉國華先生可能也有推薦我。」而根據《明報》的說法:「有來自中央的消息人士確認,80年代,確是安子介向中央推薦梁振英的。」

誰是地下黨員

前共產黨員梁慕嫻在其《我與香港地下黨》中,指出葉國華早在學友社時期,已是地下共產黨員,並由此推斷,梁振英也是地下共產黨員。值得補充的是,根據梁慕嫻的說法,中國共產黨並沒有「地下黨員」這個地位,正名應該是「特別黨員」。

有一位朋友同我說過,葉國華不但是地下黨員,而且還是香港地區級別的地下黨員。這個朋友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,而其脈絡也和葉關係密切,以我們的交情,是絕對不會騙我的。但我對其判斷能力,則不是十分的肯定。然而,我也有理由相信,葉國華的確是地下黨員,而以他的年齡和資歷,以及坊間聽聞有關他的種種地下工作,例如支持Roundtable,以及他和梁振英的關係,相信他在黨中的地位,也肯定是極高的。

對於是誰推薦梁振英的說法,我認為,以上的兩種說法是並無矛盾,可以同時存在的。不論葉國華的身份是不是特別黨員,他是沒有資格推薦梁振英去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,因為他根本沒有官方的身份。在這裏,我們必先區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關係,這是兩條不同的線,表面上是不重疊的,只有在最高的級別,才能見到其重疊的大綑線頭。作為一個中共黨員,不管他是正式黨員,還是特別黨員,既然沒有官方的身份,那就無法以官方的名義,去推薦任何人出任任官方的職位,這是彰彰明甚的道理。

我的看法是,梁振英的確是葉國華發掘出來的,因為葉國華除了在沈旭輝面前訊說過之外,還經常在其他人的面前,呻過此事,認為梁振英上位之後,便翻臉不認人,很少和他聯繫。但這篇文章並不打算討論梁振英的人格,表過便算。

然而,葉國華把梁振英推薦給李後,李後再安排由政協副主席安子介,去推薦梁進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,亦是完全沒有自相矛盾的事。

為什麼港澳辦不親自推薦梁振英

這又衍生了一個問題﹕為甚麼不由港澳辦親自推薦梁振英,而隔了一重,交由安子介去推薦呢?

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﹕在文首已經說明了,這位「精心培養」出來的未來行政長官,必須有着一個偽裝,才能取信於港人。然而,假如他是由港澳辦所推薦,豈不馬上穿了幫?因此,梁振英必須隔了一重,交由安子介去推薦,才算是保存了這重偽裝。

跟着的這一段,就是猜想了,不過我當然認為,我的猜想是大有邏輯道理的。

我猜想,當鄧小平決定了「一國兩制,港人治港」的大策略之後,香港的地下黨員便四出找尋適合的人說,其中一個就是葉國華,眾裏尋他,找着了梁振英。海選之後,就是篩選,終於選中梁振英,作為未來的行政長官,治港的港人。

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,就是為甚麼要單單挑中梁振英一個?為甚麼不能同時選出幾個,既讓他們同時競爭,而當發生意外狀況時,也可有所後備。但我們看到的是,在這二十多年來,共產黨並沒有培養出一個後備,而是一直在栽培着梁振英,只此一人,別無分號。

共產黨的欽點文化

這得說到當時共產黨的接班文化。在後來的發生的「六四事件」,鄧小平的「隔代欽點」胡錦濤,作為第四代的領導核心,豈不也是單選一人?在當時的黨中央,最重要的考慮,是確定性,這是當時流行的黨內意識形態。

我懷疑的是,也應該有幾分肯定,梁振英要當未來的行政長官,到了最後,得經過鄧小平的親自拍板。要知道,鄧小平對於香港問題,是極度重視,而且是親自處理的,對於選拔未來行政長官的人事,他怎會不去過問?這正如他的「隔代欽點」胡錦濤,他也「預先欽點」了梁振英,也是順理成章的事,而且也將會令他更為放心。

如果如我所料,梁振英的地位是由鄧小平預先欽點了的,自然更是誰也不能動,更遑論說有後備了。

梁振英的傲慢

梁振英的作為未來行政長官的秘密身份,甚至是由鄧小平的欽點,他本人究竟知不知曉,那就耐人尋味了。不過,在商界盛行的傳聞是,梁振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上位之後,對於本地的商界大亨,已經是不假辭色,以高高在上的姿勢,去同大亨們相處。作為測量師行,去向大地產商拉生意時,擺出的態度是「我是梁振英,所以你要給生意我」,而不是效法商界的慣常做法,逢人敬三分,call客扮矮仔。這種囂張的態度,因而得罪了不少商界大亨,直至今日,商界對他的印象仍然不好,就是基於這些往績。

有關梁振英得罪大地產商的故事,我聽過了不少,這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。然而,他對於政治人物的奉承故事,我也聽過不少,除了安子介、董建華之外,還有以前的葉國華、程翔,所以我曾經得出過一個說法﹕「梁振英這個人,是於政治面前跪下,在商界面前囂張,兩副臉孔。」當然,如果以今日的商界橫行,地產霸權恣虐香港,梁振英的不給面子商界,似乎也不失為一件有骨氣的事。

收回香港的大戰略

好了,現在說到關於中國收回香港的政策了。

如果「港人治港」的內涵是由梁振英這位否認身為中共黨員的「才俊」(當時流行的術語)去負責當行政長官,那麼,中國政府、中國共產黨、中國領導人,甚至是鄧小平本人,其心中所想的「一國兩制」,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呢?

從現實政治來看,完全的「一國兩制」是不可能長期運作的,所謂的「河水不犯井水」,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任務。我常常喜歡引用中國歷史,那時中國的西南地區,還有很多的少數民族,由當地的土司所管治,相當於由當地居民自治。但是,中國從明朝中葉起,已經設法收回土司的管轄權,改由中央政府派出流官,去接收其治權。而「改土歸流」的政策,到了清朝的雍正時期,由於中央政府權力大增,更加成為了主流。

簡單點說,如果中央政府不去管制自治,不用多久,就會變成獨立,又或是有外國勢力入侵,以填補這個權力真空。如果中央政府插入管治,那就會破壞原來的自治。因此,長期維持自治,那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,除非效法當年美國的南北戰爭,用戰爭來決定權力誰屬,那又另當別論。

以上的分析,第一是說明了,「一國兩制」的說法,在沒有經過政治磨練的香港人的心中,是一個美麗的願景,因為以香港人的歷練和政治知識,並不足以知曉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。但是在精於政治鬥爭的中國領導人的心目中,則從一開始,便知道這是一個謊言,而這個謊言的目的,就是在回歸前後的非常時期,穩住香港的人心,穩住香港社會,穩住當時的政治局勢。

在當時,即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的政治處境,不論由誰當中國領導人,由你來當,由我來當,都會有着相同的決定﹕就是在宣布收回香港的一刻,已經要着手部署,在1997年之後,將要如何行動了。

10年的過渡期

以下是我從梁營的一位重要的助選人的口中聽來的:按照鄧小平生前的決定,在香港回歸之後的頭10年,左派應該按兵不動,等待它順利回歸,平安的度過過渡期,在第11年起,才開始實行收回香港的行動。

這位梁營人物,為了保持消息來源,我當然不可能把其名字透露出來。我也無法證實,究竟此說是真是假,但是,從種種蛛絲馬跡顯示,這說法至少有着客觀證據的支持。

首先是董建華的上任首任行政長官。董是國際有名的商人,在港英政府時代,已經身任行政局成員,也沒有人相信過,他是共產黨的黨員,不過,他卻曾經接受過共產黨的恩惠,就是當他的家族生意遇上了困難時,中國政府曾經施以援手,貸出巨款,拯救過其生意。

在董建華的時代,人人可以看到的是,香港的自由並沒有喪失,而中央政府也的確絕少插手進香港的行政和司法系統。所以我相信那位仁兄的說法﹕在香港回歸之後的頭10年,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任由香港自由活動,先回歸了、先過渡了,再作打算。

2047年的安排

本來,這條路綫是很明確的:先由董建華作為第一任的行政長官,順利過渡,然後再由梁振英去當第二任行政長官,着手收回香港,這就是天衣無縫的計劃了。

梁振英在特區政府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,距離行政長官之位,只差一級而已。而涂謹申對我說過,原來行政會議召集人每個月都會安排一個飯局,由他來相約一班權貴,同立法會諸位議員共聚午餐,交流意見。從這個定期飯局可以見得,特區政府對於裁培這位行政會議召集人的人脈關係,有着悉心細膩的安排。

在此我們必須岔開一筆,說到「五十年不變」這個政策。說是「五十年不變」,當然不可能到了50年之後的2047年,突然來一個沒有預告的大變,「一國兩制制」在一天之內消失,因為期限已經過了。正如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,已經在討論1997年之後的問題,同樣道理,2047年後的香港政治規則,在2030前,已經要立下定論了。事實上,在今日、在不久前,已經有人提出過,要開始討論2047年時的《基本法》和「一國兩制」問題了。

如果中央政府要在2047年正式收回香港,又或者是,縱不收回,也要訂立一些更有利於中央權力的條文,那麼,的確是要在現在,就開始部署了。無論在政治權力方面、在民意操控方面、在傳媒控制方面,都得在今日,就是着手籌備。因此,說中央政府早就定下,在回歸10年之後,便要部署收回香港,這應該是可信的說法。至少,如果我是中央領導人,我也會這樣做。

董建華的下台

然而,世事不會如此順利,變局出來了。這變局就是,董建華治港不善,引起了2003年的五十萬人大遊行,導致了董建華在2005年的「腳痛」下台,曾蔭權走馬上任,一直做到了2012年。

董建華的下台,最主要的原因,當然是因為他的治港無能。有的說法是,這涉及了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的權力鬥爭,但這與本文無關,毋須談論。

無疑地,董建華的下台、曾蔭權的上台,打亂了中央政府的接收香港大計。根據那位梁營仁兄的說法﹕「因為曾蔭權的上台,中央政府的收回香港大計,已經遲了5年。」

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,2003年的大遊行,顯示出香港的民心尚未回歸,如果按照原定的計劃,梁振英在2007年上任,部署收回香港,顯然是太過急猝,恐怕反而會弄巧反拙,倒不如讓一個純香港人,即曾蔭權,來當一個過渡期的行政長官,讓中央政府再多5年,作為部署,那時再讓梁振英上台,那還未遲。

曾蔭權的個人特質

現在輪到討論曾蔭權這個人。

曾蔭權這個人,好貪小便宜,但卻沒有大志,但正因如此,其好處是任由擺佈,最適合去當一個過渡期間的傀儡特首。而他的身份背景,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,中央政府曾經幫助過董建華,梁振英則是「疑似特別黨員」,但曾蔭權卻沒有這個包袱,而且他還繼續保留英國的爵士頭銜,形象上更有利於當時的政治局勢,就是令到香港人放心,繼續相信「一國兩制」,以便利於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密密部署。

香港政治的三大勢力

到了這裏,我們得討論香港在回歸之後的政治局勢。

香港的政治局勢,一直分成三個板塊。第一個是左派的勢力,也即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嫡系親兵。第二個,則是傳統的、打從港英政府時代,便遺留下來的固有勢力。第三個,則是反對派,而反對派的內部,也可以分為好幾派,但這與本文無關,不贅。

現在討論的是第二個勢力,其中包括了公務員系統、地產霸權、新界的「土豪」,以及那數十個港英時代遺留下來的「貴族」世家,諸如此類。

這些香港的傳統勢力,在港英政府時代的後期,快速崛起,這是由於英國人正在撒退,造成了權力真空,這些本地貴族遂乘時而起,搶奪了大量的權勢。更有甚者,當時的中央政府,為了順利回歸,不惜籠絡這些新貴。本來,富人的天敵是政治權力,但是當英國人忙於撒退,中國人又倚賴他們去當「盲公竹」,所以這些本地權貴遂沒有了天敵,其勢力急劇膨脹起來。

曾蔭權和權貴吃的政治免費午餐

我曾經在多篇文章中,形容香港的權貴吃盡了「政治免費午餐」,正是因為縱觀在全世界,不管是民主,還是獨裁政體,香港的權貴付出的政治獻金和政治代價,都是最少的。而當他們在回歸之前的十多年,以至回歸之後的十多年,一共吃了二、三十年之後,已經習以為常了,並不以為這個制度有何不對路的地方。而在這個不成文的制度之下,最不對頭的地方,就是「too good to be true」,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呢!

世上之所以有這麼便宜的事,皆因曾蔭權這個人。中央政府看得沒錯,曾蔭權這個人的確是很「安全」,不會作出逾矩的事。問題在於,這個人實在太過沒用了,也實在太過沒骨氣了,當他是財政司司長時、當他是政務司司長時,對着那些權貴們,謹小慎微,伺候在旁,宛如太監。這也難怪,這些政治權貴人人「上通天庭」,你說你與那位政治局委員相熟,我說我昨晚剛和哪位中央領導人把酒歡,他說他和那位太子黨是生意上的拍檔……這些巨頭,以曾蔭權的身份地位,連沾也沾不着邊。很自然地,他控制不住這些權貴。

當然,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,就是曾蔭權本人的貪婪,令到他屈從於這些權貴的利益引誘之下。然而,他卻不知道,在中國,官場和商界的潛規則是:不管你怎有錢,始終要屈從於權力之下,而不是倒轉過來,由權力屈從於財富,所以大連實業的老闆徐明,在薄熙來的面前,只能做小弟,就算是他不停的付錢給薄熙來,他也只能做小弟,大哥始終是薄熙來。所以,當曾蔭權在本地權貴之前,表現得如此不堪,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忍不住批評了一句,說曾不懂得「做Boss」。但以曾蔭權的智力,還不足以領略這句話的玄機。

總之,在曾蔭權在任的7年,結果就是本地權貴的勢力大幅膨脹,地產霸權只是其中的一端。而他的無能治港,令到今日社會的天怒人怨,這當然是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事。

然而,曾蔭權的7年治港,最少也為中央政府爭取了時間,令到它有效的部署了收回香港的大計。

中央政府在港的部署

中央政府在香港的部署,實在太多,不能盡錄,其中也有很多給報道過了,例如說,大批的內地尖子來港唸書,畢業後各據高職,各大左派社團密密種票,大量增加票源,至於持單程證來港、或是投資移民,前者在社會下層,後者則在社會高層,各各侵進了港人的領地,至於金融界,內地的菁英逐漸驅趕了香港的固有財經勢力,開始掌握了金融界的金權,也已經不是新聞了。

梁振英接班的變局

在2011年和2012年之交,問題在於,如何讓梁振英這位「疑似特別黨員」,去當上行政長官,正式的展開收回香港的大計呢?

中央政府在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之後,繼續任由梁振英去當行會召集人,其用意十分明顯,就是要讓梁振英去接曾蔭權的班。

這個如意算盤的出現了障礙,問題在於一個人,就是梁振英本人。

梁振英是一個十分傲慢的人,他對安子介、董建華等人,算是亦師亦友,而且這兩人亦有強大的政治能量,所以梁振英向來是對之十分尊重的,可是,對其他人的態度,就不一樣了。

不少傳媒都曾經報道過,梁振英對於提攜的他出身的葉國華,過橋抽板,上位後便冷待了後者。我當然也從友輩的口中,聽到過同樣的說法。也有不止一個人對我說過,梁振英對大地產商不假辭色,就是對着李嘉誠,也不例外。我聽過的一個故事,是在董建華的年代,李嘉誠和梁振英討論「八萬五」的害處,結果遭到梁的敷衍對待。姑不論這個故事是否真實,李嘉誠後來的親唐英年,而遠梁振英,也是鐵一般的事實。如果梁振英連李嘉誠的賬也不賣,那麼,他對其他權貴的態度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話說回來,當時的梁振英已是「王儲」之身,不出幾年之後,便將是未來的行政長官。在這個客觀形勢之下,他又何須對任何人賣賬呢?

然而,形勢急轉直下,董建華突然下台,曾蔭權登上了大位,這令到梁振英本來一片大好的形勢,忽然變成了劣勢。

在特區政府成立的初期,梁振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,曾蔭權是財政司司長,在地位上,曾蔭權是低於梁振英。以梁的倨傲作風,當然不會有好面色給曾蔭權。想來曾蔭權也不會對梁振有何好感。如今反了過來,曾蔭權居然變成了梁振英的boss,情況之尷尬,可想而知。

現實的情勢是,曾蔭權不喜歡梁振英,本地的權貴也不喜歡梁振英,他們心儀的和悉心裁培的接班人,是唐英年。這令到梁振英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,而他的接班,也因而出現了變數。

梁振英的努力經營

梁振英很明顯也感覺到這個不祥的變數。根據《東周刊》的說法﹕「過往被傳媒形容為冷冰冰的他,06年起開始在《明報》定期發表文章講述理念,翌年開始個人網站,又頻頻出席公開場合,接觸文化人,力銷他的基層福利義務,打民粹牌,營造親民形象。」

我從多方面聽來的消息,都說明了當年十分傲慢的梁振英,在近年,已經變得謙卑了,且喜禮賢下士。我的一個拍檔,和梁營的冧巴温張震遠是黃紙兄弟式的朋友。有一天,我在他的面前,大講梁振英的壞話,他引述張震遠的話﹕「今天的梁振英,已經不同了。他變好了。」

對於張震遠這個人,我不認識他,但從他在市區重建局的所作所為來看,勾結地產霸權,是有目共睹的。我的拍檔為他說好話,我自然不信,但是有一天,我和涂謹申吃中午飯,他也向我保證,張震遠的人格絕對沒有問題。如果連反對派的涂謹申也保證張震遠的人格,我只能相信他。

有關梁振英的另一件軼事,是在行政長官選舉時,《星島日報》的記者Ivy在採訪時,冒犯了他,結果鬧出好大的新聞,甚至連星島集團主席何柱國,也出來說話。大家不知道的是,後來梁振英致電給Ivy,說要請她喝茶,結果在梁當選了之後,他真的約了Ivy出來喝下午茶,Ivy當然沒有和他單獨相處,而是帶同其上司。梁振英居然記得這種小事,大家都感到奇怪。這個故事是Ivy親口對我說的,因為我們是認識了多年的朋友。

本地權貴的勢力大增

前文說過,香港一共有三股政治勢力﹕左派、本地權貴、反對派,如果任何兩派聯合,都可佔得優勢。在回歸之後,本地權貴與左派結盟,就是所謂的「建制派」,合兩派之力,對付反對派,因而在政治鬥爭中佔了上風。如果中方把堅持要把梁振英扶上行政長官的位子,第一個將會出現的問題,便是本地權貴的反抗。

正如在前文所述,本地權貴在曾蔭權的統治之下,勢力大盛,他們的強力反對梁振英,全力支持唐英年,那實在是麻煩得很。如果硬推梁振英,可能會令到他們消極抵抗梁的施政,更有甚者,如果部分本地權貴,甚至憤而同反對派合流,那就更麻煩了。

香港的「改土歸流」

說到這裏,我得分析一下,中央在收回香港時,所會採用的策略。

仍然以明、清時代的「改土歸流」來作為說明。在當時的西南地方,必然也有着反對中央政府的反對派和獨立運動分子,但是,中央政府的主要策略,卻並非是針對這些反對派,反而是癈掉原來支持中央政府的土司,換上了中央委派的流官。道理很簡單,反對派是驅之不盡的,基於同樣原理,中央政府要想收回香港,目標並非在於反對派,而是本地的權貴。但這一點,當然不能明言,否則說了出來,本地權貴就會激烈反抗,這法兒就不靈了。所以,中央政府的策略,就是慢慢地侵蝕本地權貴的力量,用慢火來煮蛙,蛙兒才會舒服地死去。

如果唐英年上台,接任曾蔭權的行政長官,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,任由本地權貴繼續坐大下去,中央政府又如何部署收回香港的大計?這當然是違反了中央政府的大戰略。

說到這裏,牽涉到一個最基本的大問題﹕坊間一直以為,中央本來屬意唐英年當行政長官的,後來因為唐英年太多醜聞,令到民意急下,才迫不得已,改為支持梁振英。我的想法,卻恰好與此相反﹕中央政府一心就是欽點梁振英。

梁振英上台秘辛

關於當日的唐梁之爭,《東周刊》第487期,封面故事「梁振英上台秘辛/365日暗鬥內幕」有過詳細的報道。我認為這報道字字屬實,句句查出有據。然而,在這些事實的背後,卻很可能另有故事。

報道說,中央政府屬意於唐英年當行政長官,「並不願意看到建制派有另一些人出來與他競逐。」在「2011年7月,在雖然不屬意於梁振英,特首選舉前半年,梁振英積極準備參選,就在此時,中央派人悄悄南下找他『密斟』,向梁振英正式傳遞信息,希望他不要參選。梁當時甚為服從,但同時保留轉圜餘地,向傳話者說:『假如唐英年出現任何差池,請考慮由我補上。』」

然而,當在2011年9月,唐英年有私生子的醜聞曝光之後,梁振英「先向傳媒放風,說將會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工作,準備參選。」而港澳協調小組的兩位副組長,劉延東和廖輝急急召了梁振英,上京解畫,而廖輝「一見CY,當面就叫他退出……消息人士說,梁振英當場拒絕廖、劉兩人的勸退。」不久之後,廖輝還找了王光亞,又再勸了梁振英一次,也再一次被梁拒絕了。

這個故事,毫無疑問是內幕中的內幕,絕對是事實。可是,這衍生了一個問題﹕是誰給梁振英這個膽子,去挑戰廖輝和劉延東兩位巨頭?不妨這樣說,如果梁振英是如此敢於挑戰政治權威的人,他也坐不上當日的位置。熟悉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,這種挑戰權威的人,不可能在共產黨內生存,更遑論被提拔了。就這一點而論,我可以100%肯定,在梁振英的背後,一定有一個大人物在撑腰,而這個大人物的地位,當然遠遠在廖輝和劉延東之上,否則梁振英也不會聽其所言。

根據報道,梁振英的法寶,就是「親自撰寫了一封信給國家主席胡錦濤,痛陳只得一名建制派候選人的厲害,胡錦濤最後一錘定音,拍板批准梁振英參選。」

這一段故事,固然也是真實無疑,然而其中不無玄機。梁振英拒絕廖輝、劉延東、王光亞三大巨頭在先,胡錦濤拍板在後,單單只憑寫一封信去「痛陳厲害」,憑甚麼肯定胡主席會批准他的參選?如果胡錦濤一旦不批,梁振英豈非同時得罪了三大巨頭?這個大禍,他又能否擔當得起?因此,就這一點而論,我也有100%可以肯定,必定是有一位身份地位極高的高人,在背後教路,而寫信給胡錦濤主席,不過是做做樣子,以假戲真做,以釋眾人之心,至於胡錦濤的最後拍板,當然也是早在寫信之前,已經肯定了的結果。

簡單點說,我並不以為港澳協調小組,可以決定特區行政長官的人選。行政長官的人選,只有政治局常委,甚至是總書記,才可以拍板。而香港人的關係網絡,只到了港澳辦和港澳協調小組為止,但這兩個機構的工作,其實只是執行更高層的命令,真正的決策過程,香港人是並不知曉的。

把酒拉關係 太傻太天真

本地權貴以為和中央政府的高層常常喝紅酒、拉關係,便可以獲得了其交心,直通天庭,但這只是太傻太天真的想法,只有不諳政治的香港人,才會有這種太傻太天真的想法。先別說共產黨人的黨性甚強,忠於黨的決策甚於忠於朋友,其實凡是政治人物,都以政治利益先行,朋友交情算老幾?

最有名的例子是當年的蔣介石和尼克遜情如兄弟,尼克遜選舉失敗,蔣介石依然視他如總統般招待,結果是尼克遜真的當選了總統之後,卻是第一個出賣台灣,到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。正因如此,我並不相信香港人的拉攏中央政府官員,便真能探知了政治局的真正決策,而共產黨人究竟支持不支持唐英年,也自有其政治利益上、長遠策略上的精心計算,而不是拉拉關係,喝喝紅酒,甚至是用金錢來賄賂,所能做到的。香港人是經濟動物,是永遠想不到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的。

中央政府使這一招聲東擊西,一來正如前言,是安撫了本地權貴的心﹕哦,不用怕,梁振英只是陪跑的,將來真正當選的,始終還是唐英年。二來,既然人人都「知道」給中央政府欽點了的未來行政長官,就是唐英年,反對派的傳媒箭頭,就會統統落在唐英年的身上,這將會令到梁振英在參選時,少受了許多壓力。

結果果然是,當唐英年被揭發了「唐宮」僭建,遭受到傳媒的大力圍剿,成為了眾矢之的,承受了選舉的所有壓力。以事後孔明的角度看來,以香港的傳媒生態,大熱門所遭受到的傳媒攻擊,一定遠為猛烈,因為從反對派的角度看,如果唐英年以越低的民望去當選,越是顯出小圈子選舉的荒謬。誰不知,這正好是中正了中央政府的下懷。

在全港的傳媒努力一致,同時要把唐英年的民望拉低,不但在梁振英之下,而且還繼續把差距拉大,這已經製造出梁振英勝出的大前題。到得大家都發現了,梁振英將要雀屏中選時,已經是大勢已去,反對派再想回頭圍剿梁振英,已經太遲了。

梁振英背後的高人

為甚麼我會如此肯定地說,梁振英的參選和當選,是有着高人的指示,是中央政府的旨意呢?這又得回到共產黨人的思維方式。

梁振英對付唐英年的方式,是大爆醜聞,大玩「泥槳摔角」,不但抺黑對手,也抺黑了整場選舉。大家試想一想,如果沒有人在背後撑腰,就是給梁振英吃了豹子膽,也是萬萬不敢去玩這個「死亡遊戲」。共產黨喜歡的代理人,是乖孩子、是能控制的人,如果梁振英夠膽不經上頭同意,私自去玩「泥槳摔角」,他早就給中央判處死刑了,那裏還有可能當選呢!

用同一個準則,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中,大爆行政會議機密,說梁振英曾在經在2003年的行政會議中,說過:「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、催淚彈,對付示威者。」如果說,這是犯了中央政府的底綫,那麼,梁振英的首先發動「髒彈戰爭」,豈不是更是「先撩者賤」?為甚麼梁振英可以肆意抺黑唐英年,拖垮了整場選舉的形象,卻不受到責備和懲罸?除了早獲得最高層的首肯,我想不出其他的原因。

再說,打擊唐英年、發掘出對方的大量醜聞,需要強大的大力物力。梁振英是個孤家寡人,朋友不多,知心的更是一個也沒有,怎有本事動用到龐大的大力資源,去發掘出唐英年的醜聞?他的背後,想來也有着大量外界看不到的資源和人力,去幫助他的奪位成功。

根據劉夢熊在《陽光時務周刊》的訪問的說法﹕「……在3月4日下午,習近平到北京飯店金色大廳會見港澳全國政協委員……當時他身邊有王光亞。王光亞向習近平介紹我說﹕『這是我們的大筆桿子劉夢熊!立場堅定,旗幟鮮明!』……3月11日晚,在釣魚台國賓館,賈慶林宴請我們港澳委員,當時馮華健大律師坐在身邊,我跟他說如果今天的主賓席裏,支持唐英年的廖暉沒有出席,那就大局已定。」

事實是,在當時,負責港澳事務的兩大巨頭,廖暉支持唐英年,王光亞支持梁振英,已是人所共知的事。然而,這宗舊聞卻有一個明顯的漏洞﹕以中共的體制和行事慣例,真的可以由兩大巨頭自由意志,一人支持一個嗎?我想,凡是對中國政治有上一點點認識的人,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。再說,如果《東周刊》的報道屬實,王光亞在梁振英意圖參選的初期,曾經加入勸退過梁振英,後來又怎會倒過頭來,去支持這位他曾經勸退過的人呢?

這個客觀情況的出現,只有一個可能,就是有一個比廖暉和王光亞更高級的人,對廖暉說﹕「你繼續去支持唐英年吧。」然後這個人,又或是另一個地位相當的領導人,對王光亞說﹕「你去支持梁振英吧。」否則,也是給廖暉和王光亞的膽生了毛,也不敢用自由意志去支持一個行政長官候選人。

當然,對於中央政府的心意誰屬,廖暉和王光亞也不一定知曉,亦不需要知曉,他們的職責,不過是按照中央的吩咐和指令,全力支持其指派下來的候選人,來一個假戲真做,如此而已。

當然,反對派的應對方法,是在梁振英當選後,發動猛烈攻擊,這就是現時的情況,但無論如何,梁振英已經當上了行政長官。

梁振英本人的努力

我雖說在這場選舉之中,由中央政府在幕後操盤,而中央政府屬意的,是梁振英。然而,這並不代表梁振英由此便可以放軟手腳,他還是必須盡力去打,才有可能打贏這場選戰。畢竟,中央政府操盤失敗的個案,也不無機會,如果一切可照劇本去進行,當年的董建華也不用下台了。

當時的選舉局勢,是在1,200張選票當中,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四、五百票以上,其餘的可以分為三份﹕民主派、本地權貴、中立人士。梁振英可以吸納部分中立人士的票,如測量界,如果中央政府盡力向本地權貴拉票,威迫利誘之下,多少也能拉到一部分。用這個計算方法,要力保梁振英當選,是勉強可以做到的。問題在於,如果強硬去拉梁振英上馬,將會招來本地權貴的太大不滿,這影響到未來梁振英的有效管治事小,影響到收回香港的大計事大。畢竟,在這個過渡時期,還是需要安撫本地權貴的,慢慢才「攞佢命」,也還不遲。

所以,梁振英最少要做到的,是在民望方面,超過唐英年,這至少令他有着一點,是勝過對手的,到時就算是中央政府欽點了梁振英,也只能說是民意所趨,封了本地權貴之口。幸好,以唐英年的民望,要勝過他,也實在不是一件難事。

終於,梁振英打了一場漂亮的傳媒戰,在民望方面,遠遠的超勝了唐英年。唐英年的「唐宮僭建門」,表面上,固然是致命的一擊。然而,回心一想,在僭建門之前,他的民望已經遠遠低於梁振英,縱是沒有了「僭建門」,在當時立即投票,中央政府以梁振英的民望遠遠高於唐英年為理由,號令鐵票全投梁振英,又有何難?「唐宮僭建門」事件,只是令唐英年敗得更慘,其支持者也敗得無話可說,如此而已。

梁唐一戰的其中最關鍵一點,是得到了某大報的支持。在這方面,劉夢熊在《陽光時務周刊》的訪問中,已經有過了概述。

在民主社會,選民都有自己的立場,傳媒機構公開支持某位候選人是很正常的,尤其在歐美國家,傳媒打正旗號甚至出錢出力為候選人助選,更是司空見慣的事。以早前美國大選為例,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華盛頓郵報》、《洛杉磯時報》挺奧巴馬連任,而《紐約郵報》等傳媒則支持共和黨的羅姆尼,各自拉票,只要不涉及賄選,公開支持哪一個候選人,既是市民的權利,也是傳媒的權利。」

所以我也相信,有報紙選擇支持梁振英,也是其自由意志所決定。如果說,區區一個劉夢熊,便能勸服到見多識廣、聰明絕頂的傳媒大老闆,那不過是劉夢熊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說法而已。

為甚麼我會特別說出這一段呢?因為正如文全文的分析所言,梁振英的當選行政長官,是中央政府的精心部署,是收回香港的大戰略的一個轉捩點,這個行動是必不可失的。但如果按照劉夢熊的說法,這是一開始是弱勢,全力去打,還是仗着劉的努力,多番幫助了梁振英,梁振英才能意外地當選。這種說法,當然是不合情理的,因為如果說梁振英得憑着劉夢熊的幫忙,才能當選,這場勝選則只能是一場意外,而不能說是精心部署的結果,而本文的結論也就不存在了。

劉夢熊的幫倒忙

根據多篇報道所言,劉夢熊本人並非梁振英的固有班底,只是自動請纓,主動要求助選,如此而已。他在選戰的初期,固然有過一定的奔走,沒有功,也有勞。然而,他的黑金飯局,卻嚴重的拖累了梁振英的民望。我找到了3月11日的《明報》,報道說﹕「原本支持度大幅領先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,其競選團隊和支持者劉夢熊被捲入『江湖飯局』,觸動港人最忌諱的『黑金政治』,市民頓然對梁振英起戒心……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因為婚外情及僭建問題,支持度一直大幅落後於梁振英,兩者差距最多超過30個百分點,但日前有線電視的民調顯示,梁的支持度已顯著回落至45%,唐則站穩20%水平。」

劉夢熊的挺梁,卻為梁增添了不少麻煩,減去了不少民望。換言之,劉夢熊對梁振英的幫忙,是負數,反而是幫了倒忙,如果沒有劉夢熊的加入,相信中央政府的操盤將會更加容易,梁振英的勝出也將會更無懸念。

梁振英上台後,打擊本地權貴

在這一個段落,我會概述一下,在梁振英上台之後,中央政府一步一步的打擊本地權貴,收回香港治權的部署。

香港的四大地產商之中,「長江實業」和「恆基兆業」的掌舵人年事已高,接班在即,影響力相信也會大不如前。「新世界」向來支持梁營,兼且和中國關係良好,在內地有着大量的生意,反而是支持中央政府的力量。至於「新鴻基地產」,在香港盤根錯節,影響力最大,而且在位者正當壯年,是收回香港的最大障礙之一,但梁振英政府只用了一宗官司,便可以把這顆釘拔除了。至於「華置」,是崛起得最快的權貴,在位者又是在盛年,也是憑着一宗澳門官司,便將其勢頭止住了。

蕭若元說過一番有力的分析﹕如果是偶然的一宗兩宗,可以視之為巧合,但是事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發生,便很難令人相信這是巧合了,相反,這應該是精心部署的行動。

同時間,「中國海外」開始在香港投地,「新世界」也在夥拍「萬科」,在港投地,這似乎有點兒「新世界」為「萬科」當盲公竹,帶它進入香港市場的意味。但無論如何,內地地產商來港投地,分本港地產市場這場肥肉的一杯羹,將會愈來愈普遍,也是肯定的大趨勢。

從政治的角度看,中央政府並不介意港人有錢,它要的是權力,不是錢。例如說,像「怡和」、「太古」這些公司,在香港仍然擁有大量資產,尤其是優質收租物業,可是這並非中央政府的關心所在,因為這些英資大行,雖然十分有錢,但已失去了英治時代的影響力。同樣道理,中央政府打擊香港的權貴,也並非要「鬥地主」,目的不是要奪去他們的財產,而是要剝奪其政治影響力。

換句話說,曾蔭權政府從行政長官以至於整個政府的領導班子,都要向本地權貴諂媚,這個時代是過去了。今後玩的,是中國的遊戲規則﹕財富要向權力叩頭,就算是富可敵國的超級富豪,碰上了弱勢特首如梁振英,前者也只能站在後者的身後,為當權者站台唱好。

新界的鄉紳土豪

至於新界的鄉紳土豪,自然也是梁振英政府的收拾目標之一。很多人以為,新界娜紳土豪向來親中,是中央政府的聯盟。但是,中國有一句老話,叫「臥榻之側,豈容他人鼾睡」,從管治的角度看,政府難以長期容忍新界實行的「法外之法」,新界原居民所擁有的特權,顯示出政府權力之所不及之處,如果中央政府要逐步收回香港的治權,也來一個「改土歸流」,新界問題也是必須處理的。

我們可以看到,在梁振英上任之後,對於新界的態度,是越加緊壓,這也是有目共睹的。當然,正如前文所言,梁振英政府要收回新界的治權,也必須使用慢火煮蛙的方法,否則就會打草驚蛇,引來不必要的反彈。

附帶一提,當年的港英政府之所以不能對付新界,其一是因為條約的時間所限,既然「妾身未明」,到了1997年,便得被中國收回新界,那又何必作出長期解決的方案?

其二是因為當年新界的民風確實強悍,而且地方廣大,實在不易對付。可是,今日的新界已半被城市化,不少原居民已經外遷,搬往城市居住,亦已滲入了不少外地居民,這些人並沒有原居民的特權,不會為原居民的利益而拼命。而且,經過了這些年頭的太平日子,原居民的強悍民風亦已大為收斂,真打起來的決心亦當大為減弱,政府自然也變得「不怕」原居民。

其三是今日香港飽受地產霸權之所害,城市居民對於原居民的獨享特權,亦是大為不滿,特區政府大可挾着城市居民的民意,去壓迫新界原居民,以達到收回新界的終極任務。

金融發展局的成立

香港是個金融城市,財金部門是其命脈之所在,中央政府如要收回香港,首要就是要抓財金部門。然而香港政府的財金部門全由港人官僚所控制,而這些港化官僚又全和本地權貴勾結往來,當年的董建華政府縱是由金融專家梁錦松去操刀,也動不了財金部門的基本。因此,如果不另設權力中心,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從奪權,這就是金融發展局的基本成因。

金融發展局招攬了六名中資背景的成員,明眼人一看便知,這是爭奪金融權力的一個機構。事實上,當最高權力者要向下級奪權時,另外成立一個機構,架床疊屋,向來就是政治上慣用的手段,歷史上出現得太多了,明朝的太祖和成祖成立成立內閣,以取代宰相,清朝的雍正成立軍機處,以取代內閣,都是很好的例子。

「收回香港」的推理證據

我為甚麼不厭其煩,述說了以上這些梁振英政府向本地權貴奪權的分析呢?因為,這和解釋梁振英的上台大有關係。

第一個扣子是﹕以上的部署,都是深思熟慮,收回香港治權的行動。如果梁振英沒有上台,中央政府會不會很想做這些事情呢?

答案是﹕當然很想,因為這些都是吃下香港的第一步。如果沒有第一步,那就不會有第二步、第三步了。

第二個扣子是﹕中央政府已經部署了很久,例如說,那些可資信任、進入了金融管理局的中資機構成員,早就領取了香港身份證,而「新鴻基地產」和「華人置業」的兩宗案件,也是早經部署完畢,只待梁振英一當選,便按鈕實行了。這些部署,如果梁振英不當選,豈非統統白幹了?

答案是﹕以上的「收回香港」的部署,是中國對香港的大戰略,如箭在弦上,勢在必行,不可能撒回不幹。

第三個扣子是﹕如果唐英年當選了行政長官,以上的所有「收回香港」的具體行動,會不會進行呢?

答案是﹕唐英年正是本地權貴所中意的政治代理人,如果由他來當行政長官,目的就是要保護本地權貴的政治經濟利益,他又怎會倒過頭來,反去清算本地權貴呢?

從以上的三個扣子,我們可以得出﹕第一,中國的大戰略是收回香港,而且正在緊密部署中。第二,梁振英上台,可以把這個大戰略付諸實現。第三,唐英年上台,這個大戰略就要擱置,等到唐英年下台,才可以實行。

所以,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,就是中央政府向來就是屬意梁振英去當行政長官,而接受唐英年參選,後來又用種種手段,把唐英年打下來,只是掩眼法,令到本地權貴以為這是唐英年的不濟,讓他們輸得服氣,卻不知,這由此至終,只是一場設局。

李慧琼將是下一代接班人

最後,我想特別拿出來一提的是,在梁振英之後,將會由誰來當行政長官?

正如前文所言,中央政府的部署,是長期性的、戰略性的,當梁振英當選了行政長官之後,下一任的部署,必然也會緊密進行。

這個人選,必然有着如下的條件﹕

1.年輕,就像三十年前的梁振英,有條件去長期等待。

2.港人背景濃厚,這是必不可少的「偽裝」。

3.形象良好,例如專業人士。

4.疑似共產黨地下黨員的背景,因為由梁振英開始,中央政府只會容許共產黨員出任香港的行政長官。

當這個未來的「儲君」一旦挑選了出來之後,就會悉心培養,增加其政治本錢,就如當年的梁振英歷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、秘書長、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等。如要符合以上所有條件的,只有一個人,就是﹕李,慧,琼。

李慧琼是純種港人。注意「純種港人」這個名詞,因為真正的「純種港人」,其實是原居民,但是在香港,由於原居民的形象不佳,所以反而是內地移民的後代,才能算是「血統純正」。這正如在台灣,血統最純正的,並非山地原居民,而是福建閩南的移民後代。

她畢業於科技大學,是專業會計師,直選區議員出身,加入民建聯後,2008年經地區直選成為立法會議員,又被梁振英政府招攬進行政會議,2012年的超級區議員選舉中,以票后的姿態,獲票總數甚至蓋過了陳婉嫻,成為了超級區議員。中央政府裁培她的用心,是昭昭可見的,而我相信,林煥光這個行政會議召集人退下後,將由李慧琼來接任。

一個形象乾淨,還經過直選的磨練,而且還是票后,最後還有行政會議的政策討論經驗,相信由李慧琼來接梁振英的班,應該是最適合的。再者,李慧琼的品格和人際關係,也該高於梁振英,至少應該不會鬧出醜聞,所以其接班相信也會更為順利。

最後不得不提,李慧琼是曾鈺成的門生。曾鈺成人格高尚,忠心為黨,為黨打拼了一生,兼且才氣縱橫,在香港政壇罕有其匹,而且,卻因為總總的客觀原因,不能當上行政長官,如果共產黨能讓其門生當上了大位,也算是還給了曾鈺成的一條「人情債」。

當然,在安排上,李慧琼將會是未來的行政長官。但是,前面不是說過了嗎?世事多變,操盤失敗的事,也是在所多有,究竟李慧琼能不能順利接班,那是很多年之後的事,其中有沒有突如其來的變故,令到老母雞變鴨,也是說不準的事。

寫作本文

本文是這一年來,許多想法加起來的一個總論,算是對這個課題的一個總結。我想,我總算是做到了不偏不倚,客觀分析,把許多碎片拼合起來,用推理去串連,成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,解釋了有關這次關係香港未來的選戰的許多不明之事。

在香港,要不設既定立場,客觀分析事件,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。在這幾年來,不斷有人指摘我,說我收了共產黨的錢,我想,這種指摘是不須回應的。畢竟,在香港,收過共產黨的資助的人實在太多了,其中包括了不少民主派和一些表面上很有骨氣的中立人士,但我,很不幸,卻不是其中之一。這也許是因為我還未夠班次的原因吧。

我想,聽其言,觀其行,也許還得加上「看其文」。我手寫我心,而大家看我的文,也可知我的心﹕我從來的立場就是中立,而寫文章只是用理性分析去表達真相,在這個非理性的、非楊即墨的社會中,抱着這種態度去寫文章,難免會遇上一些麻煩。而在寫了這篇文章之後,我只能說,這種水平的文章,在今日的香港,應該是沒有人能寫出來的。

撰文 : 周顯

欄名 : 周顯手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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