數字經濟監管的3個重心

宏觀解讀 12:23 2021/05/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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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雙循環」戰略對生產力提出了更高要求,因而必須先行妥善處理好數字化生產關係,從而激發數字經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有效發揮。除了實體經濟部門自身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,更需要政策對於整個產業秩序重塑發揮引導作用,以下爲筆者對數字經濟時代監管的3點猜想與倡議。

第一,謀求機會對等,强化平台反壟斷。我國正在步入後流量紅利時代,部分平台企業在跑馬圈地階段後,出現了利用自己的數據與流量優勢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形,這可能致使實體經濟讓位於數字經濟的發展,並擠壓中小企業創新開拓的空間。爲了打造更高質量的「雙循環」,必然需要正確引導互聯網企業利用市場既有地位的不當行爲。因此,《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》的出台並非爲了打擊平台經濟的頭部企業,而是因時制宜需要做出的改變,即謀求數字經濟企業的起點公平與機會均等。營造一個公平、開放的企業競爭環境,方能激發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互惠共存。

第二,謀求權利對等,完善隱私保護條例。互聯網企業記錄大量的用戶行爲軌迹,借助大數據分析創造附加價值,但部分互聯網企業處理數據的過程有欠妥當。用戶理應具備對其數據的完整權利,使用但不濫用數據不能只依賴於企業自身道德約束,反而更需要法律的界定與保護。中國2017年開始實行的《網絡安全法》已對個人信息洩露明確了定義與處罰,法律主要針對網絡詐騙等行爲,但個人隱私保護不只局限於財產損失,也包含信息本身使用路徑的合理合法性。2018年實施的歐洲《通用數據條例》規定,歐洲的互聯網用戶對他們自身數據的使用有更多的控制權。比如條例規定作爲數據主體的個人有權要求清除個人數據,或者更正不準確的個人數據。

第三,謀求規則對等,積極參與數字稅國際規則制定。數據成爲新型的生產要素,即創造價值的來源,其中數據運用者與提供者均爲價值創造做出貢獻,但數據提供者卻往往難以直接分享收益。習近平總書記在《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》中提出「積極參與數字貨幣、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制定」,充分體現出我國對數字稅研究的高度重視。由政府部門向免費徵用用戶數據的平台徵收數字稅,符合「價值創造來源與去向相匹配」根本原則。此外,數字稅的合理制定也能够彌補數字經濟時代稅基侵蝕的缺陷,助於矯正跨國互聯網企業利用數字化資產內部轉移避稅的問題。因此,我國積極參與數字稅國際規則的制定,也是謀求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競爭的平等,爲我國數字服務紅利的向外輻射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。

撰文 :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、董事總經理

欄名 : 實話世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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